2025年 04期
智媒传播中用户主体性弱化与权利让渡研究
卢芙妮;刘晓君;智能传播时代，5G、大数据、算法与社交媒体平台深度耦合，广泛介入并深度参与传播活动。智媒传播中，算法在持续学习用户数据过程中自主性不断提升，并深度整合用户与技术、平台、资本三者间的关系，使用户陷入主体性弱化、权利让渡的困境。基于“算法权力—平台监控—资本增殖”的分析框架，用户主体性弱化呈现三重表征：信息选择悖论、信息数据“透明”陷阱、休闲活动异化。这种结构型压迫最终体现为用户信息选择权、数据所有权、劳动自主权的系统性让渡。
生成与操控：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内容风险与治理（主持人语）
杨峰;<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深度嵌入社会运行体系，信息内容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样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同时也面临内容质量、认知安全、信息失序等复杂挑战。本专题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球网络空间的秩序、冲突与治理研究”的系列阶段性成果，聚焦人工智能带来的“生成与操控”问题，分别从内容生成、认知影响、信息疫情治理和网络暴力治理四个方面，剖析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内容风险与治理难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治理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内容缺乏原创性：AIGC的学术知识生产
刘宇;李小艺;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学术界对AIGC的相关研究发现，AI丰富了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尤其是推动了三阶知识的生产；然而，AIGC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知识内容缺乏原创性和洞见力，无法在整体上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AIGC在学术界的使用，虽然有利于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但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本已严峻的科研诚信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认知战的安全风险
杨峰;侯勇光;认知战已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前沿，并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攻防模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认知战超越了传统宣传战、心理战的时空限制，使群体与个体广泛暴露于隐蔽而精准的认知操控和风险重构之中，认知安全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中的重要议题。文章首先回顾了认知战的概念演化与历史脉络，随后从人工智能认知战的群体操控和个体认知重构两个维度，分析其对舆论引导、意识形态浸润，以及主体性生成所构成的深层次安全风险。
AI时代信息疫情的挑战升级与协同治理
陈兰杰;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疫情（Infodemic）现象日益严峻，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挑战。信息疫情指围绕特定议题的事实性与非事实性信息的混杂传播，导致公众认知系统过载、情感极化与社会信任耗损的信息生态失衡现象及过程。AI时代，生成式AI与深度伪造技术加剧了虚假信息的工业化生产和传播，算法推荐机制则加速了失真内容的裂变式扩散，造成认知免疫系统的结构性崩溃。为应对这一挑战，需构建基于AI技术的全链条监测与风险防控体系，包括多模态监测体系搭建、用户行为图谱构建及智能防护系统部署。同时，打造政府主导、平台担责、社会参与的多维治理体系，强化技术自治，提升公众数字素养。以人为核心的动态优化干预机制也至关重要，通过传播溯源与认知矫正，精准识别并干预传播行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暴力治理：逻辑、风险与应对
张韦;郭子琪;张建伟;网络暴力是数字时代社会矛盾与技术特性交织的复杂现象，生成式人工智能为网络暴力信息治理创新带来新的可能。从赋能逻辑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动态化监测网络暴力信息、全景式防治网络暴力风险、全流程嵌入网络暴力治理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有助于消解网络暴力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也面临技术、制度和伦理层面的风险，亟待增强技术安全性与算法透明度、完善法律规制与责任追溯、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加强伦理约束，从而实现网络暴力信息的高效治理。
AIGC应用对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韩东林;李咏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实践表明，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始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催生新动能的引擎。文章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2019—2024年间102家A股上市数字文化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数字文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角度，构建了衡量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VAR模型对AIGC应用与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AIGC应用与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动态的因果关系，AIGC应用是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AIGC应用对于数字文化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呈现波动态势；AIGC应用对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冲击短期效应较强，长期影响将会减弱。
共同富裕目标下服务型制造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王玉燕;李卓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提高初次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8—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整理制造业企业中服务业务的占比，考察了服务型制造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服务型制造通过改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员工技能结构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途径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高数字化转型、高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征的企业，处于高市场竞争行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以及位于东部地区、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服务型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型制造增加了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提升了企业内部共同富裕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对于共同富裕的贡献。本文丰富了有关服务型制造的相关研究，为国家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农村电商的发展对劳动力回流选择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
丁宁;林森;本文基于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模型，运用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市级淘宝村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电商对劳动力回流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促进外出劳动力回流，这种促进作用通过提高农户收入与农民幸福感的机制来实现。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农村电商影响劳动力回流选择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年龄越大，农村电商越能发挥吸引劳动力回流的作用，在低科技水平城市，农村电商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回流。在低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农村电商对农村劳动力回流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对于发挥农村电商空间效应，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错误文字观与清末汉字改革之误谬
高玉;清末文字改革思潮是整个清末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思想文化变革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清末对汉字的否定其实与汉字无关，一切都源于西方冲击以及在屈辱中兴起的富强诉求。清末对汉字的基本判断是：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清末对汉字的否定在表述上总是伴随着对西文的肯定，西文不仅是汉字繁难的参照，而且是汉字繁难的理由和证据。中国近代的“教育落后”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语言文字的难易也会影响教育的普及，但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因素，把教育和认字等同起来，把上学读书说成是上学识字，这是对教育的极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