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简介
期刊名称：《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创办日期：1981
主管部门：成都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成都大学
刊 期：双月
电 话：028-84616023
在线投稿：cddb.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
国内统一刊号：CN51-1064/C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34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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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分析
李辽宁;苟雪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始终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探索治国理政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可以看到党对于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逻辑，即坚持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相结合、“以我为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系统设计与循序渐进相结合、发展自己与兼顾天下相结合。深刻总结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充分运用治国理政的方法论逻辑，对于国家治理、政党建设、民生保障、国际交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发展“五大文明”的文化根基
向汉庆;孙宏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一，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发展“五大文明”文化根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伦理追求，蕴含着传统的“重民”思想；“共同富裕”内在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承载着传统的“富民”“教民”理念；“社会安定祥和”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它含有“天下一家”的“和合”文化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传承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新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价值丰富、意蕴深刻的创新理论，持续推动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与发展。
数字软实力跃迁：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范式重构与治理创新
邓天奇;孙琳;数字软实力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新形态，其核心涵盖了技术能力与文化价值的双重面向，是数字技术基建、数字内容质量、数字传播效能、数字治理能力四者的复杂相乘而非简单相加。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数字软实力的兴起极大程度上延展了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不仅要求国家在技术层提升传播基础设施能力、智能内容生产能力、精准信息触达能力，还要求国家在制度层构建传播主权维护能力。为因应技术变迁所带来的范式转换，数字时代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需立足一种技术、生态、价值三者融合的逻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方略体系，以此确保数字软实力的整体跃迁。
数智化时代AI公务员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挑战及应对
张翠梅;翟珊;DeepSeek大模型的出现和应用催生出AI公务员这一新型政务服务形式，其精准高效的服务特点和优势在提升行政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一代推动力。然而，AI公务员的应用也伴随着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深刻挑战，包括数据安全隐私问题、技术依赖风险、社会伦理和责任追溯问题、资源不平衡等方面。通过深入剖析AI公务员对传统行政模式的多维度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数据保护和监管、回归技术治理并促进人机协同、完善伦理规范并明确责任归属、推动资源平衡和韧性治理。AI公务员的出现标志着政府政务服务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迈进，应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并警惕各类风险挑战，以推动AI公务员的健全发展，促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和数智化转型。
税收营商环境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税收“放管服”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刘健;周薇;税收营商环境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社会创造力的关键杠杆，而企业创新活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税务系统的“放管服”改革试点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究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放管服”改革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机制分析表明，改革通过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和提高企业创新活跃度，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以上结论为持续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证据。
乔哈里窗理论视域下AI时代主体的自我重构与发展
廖建国;以ChatGPT、Sora、DeepSeek为代表的预训练大模型不断带给人们惊喜，但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的主体性，在带来新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担忧。特别是在人类引以为傲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如何确保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成为时代课题。文章运用乔哈里窗理论分析AI对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以及二者在创新性活动中的关系。文章认为，主要聚居在城市中的现代人类依靠网络相互连接，技术对认知的影响日益显著，人们被AI数据化、客观化，自我结构发生了变化，自我更加透明，也造成了人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为应对AI引发的主体性危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自我，重新定位人机关系。
